是哪些手握大權(quán)的粉絲把迪倫推上諾貝爾文學獎？迪倫是誰？（2）

烏拉教授今年新書的封面《分岔軌道》。（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正是因為那個市立圖書館要做此書的新書發(fā)布活動，烏拉去演講，同時邀請谷寧去唱迪倫的歌助興。

后來我特地去買了這本書來看，才發(fā)現(xiàn)烏拉說的八條理由，并不是八條抽象空洞的理論，也不是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辯論。事實上他只在前言里提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對評委會沒有給迪倫授獎表示了不平，而他的正文主要是分析迪倫詩歌為什么稱得上文學的精品。

書名里的“分叉軌道”本來是指我們在火車站常見的那種軌道網(wǎng)絡(luò)，可以通過扳道岔讓列車進入不同站臺。用作書名當然是一種比喻，既是說明迪倫詩歌“另辟蹊徑”的特色，同時也可能包括了對文學獎評委們的呼吁，他們也應(yīng)該扳道岔，讓諾貝爾文學獎的列車進入新的站臺了。

當烏拉要強調(diào)迪倫的文學價值的時候，不是勉強地把迪倫拉入傳統(tǒng)的文學規(guī)范來，而是把文學引出傳統(tǒng)的規(guī)范，拉入一個用音樂鋪設(shè)的新的文學軌道。

烏拉如此推崇迪倫歌曲的文學價值，他這種看法其實代表著瑞典文學界的一批人。就如在中國有人把《紅樓夢》研究者稱為“紅學家”，這批人也戲稱自己是“迪倫學家”（瑞典語是Dylanologer，只是必須加引號）。

而且這些人幾乎都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院的畢業(yè)生。

這個文學圈子里的朋友，除了烏拉，有兩個人特別值得一提。他們不是谷寧那樣迷戀演唱的迪倫粉絲，也不是烏拉那樣公開提名迪倫競爭諾貝爾文學獎的粉絲，而是先后進入了瑞典學院，成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成員，執(zhí)掌了大權(quán)而給迪倫頒獎的粉絲。

一個是薩拉•丹紐斯（Sara Danius），也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院的教授。2013年她被接納入瑞典學院，接替去世的院士克努特•阿倫德坐上了第七號座椅。2015年又出任了常務(wù)秘書，主持學院的日常事務(wù)。

另一個是霍拉斯•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也是畢業(yè)于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院，在這里獲得博士學位。他是1997年被接納入瑞典學院院士的，坐上了第十七號交椅，不久也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還出任過執(zhí)掌大權(quán)的常務(wù)秘書職務(wù)十年（1999-2009）。

烏拉對《瑞典日報》記者透露，在《分叉軌道》正式出版之前，他就用電郵給老朋友霍拉斯發(fā)去了書稿。他抱怨說，“不過霍拉斯從來沒有回復我”。這也許是出于保密原則，霍拉斯不便透露自己的態(tài)度吧。但是在迪倫獲獎消息公布之后，霍拉斯公開表示，他已經(jīng)關(guān)注迪倫好多年了。

現(xiàn)在我們不應(yīng)該奇怪，為什么是剛進入瑞典學院才一年多的薩拉來宣布迪倫獲獎。她稱贊迪倫總是站在新與舊的十字路口，為自己選擇新的方向，總在擺脫舊的自己不斷創(chuàng)新。這種說法，和烏拉的“分叉軌道”理論如出一轍。

我們也不用奇怪，為什么是霍拉斯在今年頒獎典禮上宣讀介紹文學獎得主的授獎詞。通常撰寫和宣讀這個授獎詞的任務(wù)是由瑞典學院里最理解最支持這個得主的評委或院士完成的，比如2011年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得獎時是他的老朋友埃斯普馬克宣讀，而2012年莫言得獎時是由當時的評委會主席派爾•威斯特拜利耶宣讀?；衾购翢o疑問是迪倫粉絲，是這次迪倫得獎的最主要推手，所以當仁不讓地起草和宣讀授獎詞。

這是篇才情橫溢的授獎詞。其中，他也沒有忘記引述了一個評論家說的話，“一位評論家在解釋迪倫的偉大時說，他創(chuàng)造了美妙的韻律”。這個評論家就是烏拉。

烏拉對記者公開說，他早就知道薩拉和霍拉斯都喜歡迪倫，都是迪倫粉絲。難道不是這兩位院士和老朋友烏拉里應(yīng)外合，完成了這次給諾貝爾文學獎扳道岔的壯舉？

提到寫歌詞，我突然想起前年瑞典文學界舉辦過一個別開生面的創(chuàng)作比賽，邀請精英作家為流行歌曲撰寫歌詞。精英作家過去不屑于做這種事情，現(xiàn)在瑞典學院院士霍拉斯•恩格道爾帶頭參與，而他寫的《新年的許愿燈》一舉奪得頭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