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位“三親嬰兒”誕生 引發(fā)倫理醫(yī)學雙討論（2）

選址爭議——“這是一個巧合”

在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市進行“三親嬰兒”的首次臨床試驗，地點的選擇也讓張進陷入被生物學家指責的境地。在波士頓兒童醫(yī)院的干細胞研究者George Daley看來，張進團隊“去墨西哥是為了回避美國和英國較嚴格的監(jiān)管機制”。

在美國，這項技術需要先通過FDA（美國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的審批才能進行法律程序。上世紀90年代，美國科學家Jacques Cohen及其同事通過胞漿移植的方式，向患病女性的卵子中注射少量健康捐贈者卵子的線粒體后授精，在30次試驗中盡管有14位嬰兒幸存至今，但有兩例出現(xiàn)了嚴重的遺傳病而流產。出于對這項技術安全性的擔憂，2001年，F(xiàn)DA要求美國所有生育診所停止使用該技術，相關操作需要經過FDA批準。

在《新科學家》雜志在報道中寫道，張進團隊曾嘗試向FDA提出申請，但得到的反饋是FDA沒有相應的部門可以審理，所以團隊轉至墨西哥進行手術。上述報道中還引用張進的話稱：去墨西哥是“因為在那里沒有相應的法律”。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張進表示他的確曾向FDA提出申請而未果，但他否認自己曾說過“因為在那里沒有相應的法律”。

“我覺得這是一種誤導。媒體報道說我們是因為美國不能做，墨西哥能做，所以我們去墨西哥做。不是這樣，這是一個巧合，我們本來在墨西哥就有診所，大家分配任務，他們正好分配到這個。也是正好碰巧墨西哥的態(tài)度和英國政府比較接近。”張進說。澎湃新聞在新希望生殖醫(yī)學中心的中文官網看到，2009年它在墨西哥開設了分中心。

張進還告訴澎湃新聞，此次線粒體移植是在墨西哥完成，孩子的分娩在美國紐約進行。

在《自然》雜志的報道中，新希望生殖醫(yī)學中心的臨床主任Alejandro Chavez-Badiola表示，選擇在墨西哥進行，部分原因是當?shù)貨]有明確法律禁止使用線粒體移植療法，他同時表示，墨西哥有監(jiān)管病人安全的法律，監(jiān)管機構COFEPRIS（墨西哥聯(lián)邦衛(wèi)生風險保護委員會）檢查了他們在那的診所，倫理委員會也批準了線粒體移植療法手術。

相比上世紀90年代美國科學家的胞漿移植，張進認為自己的移植方法與之不同，“他們是從一個正常的母親那里抽一點點卵子的胞漿到另一個病人的卵子里。我們是技術上的一個突破，是完全把兩個東西一半一半置換出來，你的胞漿，我的胞核，完全置換出來，所以在程度上不是一個數(shù)量級。”

張進希望自己能進行更多的臨床試驗，擴大病人的數(shù)量，從而研究技術的有效性、安全性。被問到是否有在中國進行“三親嬰兒”手術的打算時，張進表示“完全有”。他希望能和國內的同行合作，得到國內政府有關部門的同意。在了解中國對相關技術的政策后，他覺得：“中國定得有點嚴，應該學英國的方案。英國這方面定的要求很嚴格，但是它告訴你可以做。中國的前提是不可以做，這有很大的不同。”

倫理爭議——“并不是大逆不道的問題”

干細胞的前沿研究總是躲不開倫理的爭議，“三親嬰兒”也是其中之一。男嬰的出生伴隨著來自人類倫理上的追問——這是否是一種“設計嬰兒”？這是否會讓人類的基因修飾處于失控的狀態(tài)？

張進覺得“沒有關系，自然界每天都在根據自然條件的變化，做設計嬰兒”。他舉了例子，不同緯度地區(qū)的人有著不同的膚色，這是人類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為適應不同的光照條件而做出的修正。他再次提到了心臟移植手術，“我覺得這都是觀念的問題，并不是大逆不道的問題。”

“我們每分鐘都在想方設法設計，讓我們更適應自然界的生存。只是我們做得快一些，自然界慢一些，實際上是一回事。”張進說。

是否會因為走得太“快”而忽略潛在的風險？張進回答：“任何科技的發(fā)展都要有負責任的態(tài)度。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怕就不做了。任何科學的發(fā)展都有它的正反面。”

但似乎，張進團隊并非完全不顧倫理爭議。相比較卵子受精后移植的方式，張進選擇了相對而言更具有倫理正確性的方式——卵子受精前移植。通常認為，卵子受精后便是生命的開始。選擇在受精前移植，意味著部分躲開了對生命體進行人為操縱的倫理職責。

張進對線粒體移植技術的野心也不止于解決線粒體病人的生育難題，他透露說，下一步想研究能不能利用該技術治療高齡婦女的不孕不育問題，讓她們的卵子年輕化，能夠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