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遙遠的異地戀 牛郎織女原來是“夫妻反目”？

1929年，茅盾《中國神話研究ABC》一書把牛郎織女傳說界定為“現(xiàn)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話”，并且斷定“在漢初，此故事已經(jīng)完備了”。

最遠異地戀 牛郎織女原來是“夫妻反目”?

茅盾在該書中羅列了許多涉及牽牛與織女的材料，除了最為人熟知的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之外，還有：《詩經(jīng)·小雅·谷風之什·大東》;曹子建的《九詠》;梁吳均的《續(xù)齊諧記》;《風俗記》和《荊楚歲時記》;《李后主詩》、《藝文類聚》所載古歌、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周密《癸辛雜識》、白居易《六帖》等。

“牛郎織女”的名稱，目前可見的最早出處就是《詩經(jīng)·小雅·谷風之什·大東》：“維天有漢，監(jiān)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大意為：天上有銀河，銀河的水清徹如鏡。天上的織女星，在一晝夜的十二個時辰里，從天亮到天黑的七個時辰都在忙碌著，但仍織不成布帛。明亮的牽牛星，也不能用來架車載物。從這首詩歌可以看出，此時的牛郎、織女還只是天上的二顆星，雖然把它們?nèi)烁窕?，但還看不出已成為了傳說故事，更看不出他們之間發(fā)生了愛情。這是西周以前的情況。

到了漢代，牽牛星、織女星在人間有了重要的地位，劉邦建立都城長安時，仿照天上的星辰來建設自己的宮殿，把牽牛星、織女星的石人塑象也建到了自己的宮苑之中，班固的《西都賦》就記載了這種情況：“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云漢之無涯。”從此，人們開始逐步在牛郎織女身上附會了愛情故事。如上述東漢的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從中可以看出，詩中的牛郎織女已經(jīng)人格化，彼此之間有了愛情的因素，可能此時已經(jīng)有了關于牛郎織女的簡單的愛情傳說故事。

如果說上述只是一種推測，那么下面的文獻記載似乎可以提供一定的佐證。宋代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六，引東漢典籍《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唐代韓鄂《歲華紀麗·七夕》：“鵲橋已成，織女將渡”，文中也引用了東漢應劭著《風俗通》語：“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從上述唐宋時代文人引述的東漢典籍可知，東漢當時已有牽牛織女在鵲橋相會的故事，只是故事情節(jié)還比較簡單，不象后代傳說的那樣曲折動人。

魏晉時期，根據(jù)曹植的《洛神賦》：“嘆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以及曹植《九詠注》：“牽牛為夫，織女為婦?？椗?、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由此看來，此時的牛郎織女已經(jīng)成為了公認的夫婦，這段自東漢以來在坊間流傳多年的“戀愛”也終于修成正果。

另外，關于牛郎織女的愛情經(jīng)過，被后人引證次數(shù)最多的乃是茅盾注明出自《荊楚歲時記》中的一段：“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云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后遂廢織。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一年一度相會。”后來許多學者繼續(xù)將這段文字作為考察牛郎織女的重要材料，而且大都繞開茅盾、繞開《齊諧記》、繞開《佩文韻府》，言之鑿鑿注明出自《荊楚歲時記》。

事實上，這一來源并不一定站得住腳。鐘敬文早在發(fā)表于1928年1月的《七夕風俗考略》中曾引述這個故事，注明出自《齊諧記》，并且指出：“某辭書，于七夕織女兩條，都援引這故事，文字與此略同，而以為出自《荊楚歲時記》，我手頭所有漢魏叢書本的《荊楚歲時記》，實無此段記載，未知其引用自何書。”關于此段記載，似乎仍需考證。

牛郎織女的愛情是底層勞動人民的斗爭嗎?

我們知道，口頭傳統(tǒng)是一種帶有隨機性的個性化講述，每一個講述者的每一次講述，都是一次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都生產(chǎn)了一個獨立的文本(異文)，而不同異文之間的主題思想甚至可能完全相反。正如傾向佛教的講述人可以借《白蛇傳》把道士描摹得如“終南山道士”般狼狽不堪，傾向道教的講述人可以借《白蛇傳》把和尚描寫成如“法海禪師”般心狠手辣。

先秦及漢代文獻中與牛郎織女直接相關的材料極少，但若不考慮直接關系，可供聯(lián)想或闡發(fā)的材料又極多。于是，每變換一個聯(lián)想的角度，都能找出一批可供闡發(fā)的資料，得出不同的結論。

我們通常對牛郎織女故事的意義解讀總是“不平等”的，而且還“習慣性”地謳歌一下愛情的偉大：織女出生于擁有神界和人間最高權利的家庭，為金枝玉葉，而牛郎則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小子，所以門不當，戶不對，且事先并未征得王母、玉帝的同意，最后終被拆散。但二人最后終于可在七月七見面，反映出人間青年男女為爭取自由、幸福的愛情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為這個神話傳說本身抹上了一道亮光。

但是，稍有口頭傳統(tǒng)常識的人都應知道，牛郎織女有無數(shù)異文，如果掌握的異文數(shù)量和類型不夠充足，又強以個別文本作為分析對象，而又不能結合這一文本的具體語境，其分析往往以偏概全，或者無的放矢。我們只需更換幾個文本，就可以得出與上述完全相反的結論。據(jù)現(xiàn)代學者的田野調(diào)查研究，僅在中原地區(qū)，牛郎織女的故事就有如下幾個不同“版本”：

一、牛郎娶妻完全是神的安排，牛郎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將要和誰成親;

二、牛郎盜得仙衣，織女是迫于無奈才與牛郎結合;

三、神牛教導牛郎把仙衣藏好，千萬不能讓織女知道，否則織女隨時會飛走;

四、牛郎織女已經(jīng)生有一男一女，織女仍然向牛郎索要仙衣，牛郎不給，兩人吵翻了，牛郎這才把仙衣交出，織女穿上仙衣飛去;

五、牛郎騎牛皮快追上織女時，織女拔下頭上金簪，劃了兩道天河阻止牛郎;

六、牛郎用牛索擲向織女，織女也用織布梭擲牛郎，兩人大打出手。

可見，牛郎織女“夫妻反目”也是常見的故事類型，其婚姻悲劇未必是天帝或王母這些“剝削階級”造成的，牛郎織女也未必要有什么“鮮明的反封建色彩”。更進一步來說，在牛郎織女故事產(chǎn)生的較為原始時期，即這個故事的原始形態(tài)中，主題不是反封建的，而是反映了在農(nóng)耕文明時代，人們的婚姻愛情及生活都必須服從于神的意志及魔法的力量，它反映了我國早期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出現(xiàn)前后的生產(chǎn)關系及人們的原始宗教崇拜，這正是牛郎織女故事的最初主題。

不過這個結論也存在一個很明顯的問題：上述調(diào)查的分析對象既然是“在中原地區(qū)采集到的《牽牛憨二》和《牛郎織女》等神話”，這明明就是活生生的現(xiàn)時代采集的口頭文學作品，為什么偏偏要代表“原始時期”和“原始形態(tài)”，而不是來源于現(xiàn)代社會的影響呢?這種看似相悖的現(xiàn)象與結論，背后則又隱藏著神話演變與文化傳播的復雜邏輯了。